鸿胪井与鸿胪井刻石古迹（摘要）

瀛云萍    尚云川

第二章 尚待研究的问题

 

（其一）“靺羯”误作“靺鞨”的问题

      史学界众所周知清代旗人中的“八旗满洲人”是以明末女真人为主体组成的。而女真人则是从隋唐时的“靺羯”（Mojie）人演化而来的。“靺羯”一词是从南北朝的“勿吉”一词转写而来的。“勿吉”人是汉代“邑娄”人的主流。邑娄人是周朝肃慎人的主流。但肃慎≠邑娄≠勿吉≠靺鞨≠女真≠八旗满洲≠今天的满族。

      然这个≠号链条的先后间鱼龙演化都有着“剪不断、理不乱”的密切关系。所以靺羯是今天满族的列祖列宗之一，是研究满族史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而今天史学者都把“靺羯”一词误作“靺”是值得研究的。因今人是将“靺鞨”一词读成Mohè的，问题就严重了。如仍读mojié，则问题不大，但读成mohè就大错了，它既不是女真人语言，也不是古代的部落名称，是一个不伦不类以讹传讹的糊涂词。

      开始用“靺羯”转写“勿吉”这个“羯”字是代替“吉”字的。“勿吉”一词是由“窝集”一词音译而来的。“窝集”是女真语森林的集点。“窝集人”即森林中人。用“窝集人”称呼当时女真人中的一支，原无恶意，改写成“勿吉”，自然就含恶意了，又改成“靺羯”恶意就更深了。

      从前汉人译写少数民族名称，总是用带有犬、羊、牛、虫、革、戈、弓等偏旁的字样。将“窝集”转写成“勿吉”虽无犬羊偏旁，也非善意，后又改写成“靺羯”，恶意更加深了，但仍不失为“音译”。原用“靺羯”代“勿吉”有崔忻的“鸿胪井刻石”为证。他写这块刻石时，是刚从靺羯部族（大祚荣部）返回，当然不会错的。这是“靺羯”一词的原始资料。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将“靺鞨”代替“靺羯”，去羊加革，也许是善意，但他还是读mojiè的。因鞨字根本就有jié、hè两种以上读法。在“鞨”的组成上，革，是意符，曷，是音符。凡以“曷”为音符的多读jiè音，如揭、偈、碣、羯、蝎等。所以司马光改羯为鞨，也无大错。但今人均读成hè，就不妥了，应即还原为“靺鞨”。

“靺羯”一词改写成“靺鞨”又错读成Mohè已根深蒂固，但也不尽然，六十多年前我在沈阳张氏军校学历史时，我们祖恩瑞老师（沈阳名流老师）就曾指出：“靺鞨”一词应读Mojié，言犹在耳，可我一直到发现“鸿胪井刻石”原文时才有了历史见证，才写了这段文章。

      然“靺羯”二字是否就算正确呢？解放后对少数民族的污辱性的译名均已改正。则“靺羯（鞨）”可否改为“模杰”呢？
 

（其二）有关本文的地名问题

      （一）老铁山位于旅顺口区西南角，也就是辽东半岛的西南角。它的主峰“大岸顶”的座标是东经120°10′30″，北纬38°42′0″，海拔465.6米，是一座独立的高山岭。山的基岩为石英岩、混合岩、含砾石英砂岩、砾岩等所组成，有少量铁矿石及硅球石夹杂其间。一般基石裸露，植被稀少，东南部悬崖临海，向西北缓缓低降。

前燕（337—370）时对此山以其石多黑色，乃称之为“乌石山”，后以“乌”字形似“马”，乃讹为“马石山”，历后魏、隋、唐、渤海国（698—925）均称为“马石山”。金朝（1115—1234）时以此山石乌黑似铁，乃改称为“老铁山”，相沿至今。

      （二）黄金山，位于旅顺东港之南，旅顺口之东，它与旅顺口西之老虎尾环抱形成旅顺口、旅顺港。黄金山是一座孤立的小山丘，是旅顺口的“东门框”，是旅顺东港的天然屏障。此山的最高点在山丘之中央，座标是东经121°15′40″。北纬38°47′35″，海拔119.1米。此山隋唐时称黄山，日人租借时改称黄金山，也称黄金台，今定名为黄金山，山南脚是悬崖临海，多礁石陡峭难登，根本不能凿井。

      黄金山东南海岸有块突出高地，称“山前海角”。

      （三）旅顺街：东部称“旅顺旧市街”。西部称“旅顺新市街”，中心以“龙河”为界。旧市街位置聚落在前燕至后魏时称马石津（街），至隋唐时称都里镇。辽金元时称为“狮子口”，明洪武四年（1371）马云、叶旺两将军由狮子口登陆进驻金州，登陆时很顺利，由是改称之为旅顺。
 

 

旅顺鸿胪井有关问题正误析（摘要）

——同瀛云萍先生商榷

许明纲

一、关于鸿胪井的位置问题

      瀛云萍先生文中写到“一口井在山西北脚下，东(应为南)距山根10余米，西距旅顺口水面约40米，崔忻的刻石，原来就在此井旁”。又写“另一口鸿胪井原在黄金山南部山沟中。即今“电岩炮台”之北。此炮台为1898午(光绪二十四年)沙俄占我旅顺时所建。建筑军事工事时将此井破坏，今已无任何痕迹”。

      关于井的位置，在明《辽东志》卷一，地理，金州卫条：“鸿胪井二，在黄山之麓”的记载，没有说在山南山北，说明明朝已发现了鸿胪井。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原在北洋前敌营务处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复来旅顺时，对鸿胪井刻石的历史价值倍加重视，为刻石修了保护石亭，井在原刻石铭文左侧添刻五行小字。记录了“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当时井湮到什么程度不详。可是到1908年口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旅顺，日本人垣内良平在《旅顺市史序说》一书的争论中，写到黄金山北麓一口井的位置，并在书中附了井的照片。文中写到“井户在海岸(旅顺口东岸)约50米，井壁用砖砌，曾被修理过，井深大约4米，水深2.5米，直径为1.023米，井水中还含有盐份。”此井同瀛云萍先生说的差不多。此井解放后有人见过，从其位置大约在现驻军围墙外面，勘察井的位置上面有修工事排放石渣覆盖，故井已被湮没无存。至于说另一口井在黄金山南沟，被沙俄修工事埋死，这口井从来没见过唐书和俄国书籍中有记载。不知瀛云萍先生从哪里引录的。不过据我们所知此井在黄金山南沟，历史书籍里是没有记载的．如果能找到可靠历史记述那就是一件大好事。可惜从漓云萍先生记述看不出有什么历史记述，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二、关于刻石尺寸大小问题

      《民族词典》根据刘含芳在原刻石上添刻记录写作：“此石大如驼，”瀛云萍先生认为是错误的，提出刻石尺寸应为“此刻石(不是碑)，略呈长形而缺一角，高一市尺六寸，宽一市尺一寸九分。”我们认为瀛云萍先生把原刻石和后来按拓片做的模型相混淆了。所以才得出了以上尺寸。这个尺寸，同刘含芳修的保护亭子中的原刻石和刘含芳在原刻石上添刻的五行小字中的“其石大如驼”的记述也不相符。因为当时崔忻完成册封任务，返回长安(今西安)，途经都里镇(今旅顺)时，将“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二十九字，刻在一块大石头上面，共三行，后人按铭文拓下来，又按拓片大小，用花岗岩石制作了一个模型(今存旅顺博物馆)。

      由此瀛云萍先生得出的尺寸就不是原刻石，而是模型的尺寸了。这个尺寸是不对的，就刻石尺寸大小，到目前为止，谁也不知道，因为原刻石在日本，我们也只能根据刘含芳在原刻石上面刻的“其大如驼”的记述，因为二十九字是刻在大石块上，所以说刻石大如驼，是不夸张的。

      今天井已湮没不存，刻石已被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于1908年盗运日本宫内省怀天府。现只存有富冈定恭于1911年立的“鸿胪井之遗迹”之石碑。

      以上关于鸿胪井位置和刻石尺寸大小问题，提出个人粗浅看法，同瀛云萍先生商榷，可能有不妥之处，但目的是求得历史客观的真实性，望瀛云萍先生和有识方家给予赐教，将历史上的准确史料提供出来，这将对我和广大读者都会有益。
 

 

唐鸿胪井刻石研究的两点质疑（摘要）
张福有
 

      一是，始于《辽东志》的“敕持节”的“持”字，原石拓片复印件上很清晰，不是“持”而是“侍”，就是说刻石第二字的偏旁是“亻”，而不是“扌”。而复制的刻石拓片第二字偏旁是“扌”，不是“亻”。为慎重起见，我特地请旅顺博物馆刘广堂馆长和房学惠同志给我专拓一拓片，第二字确为“持”，而不是“侍”。又经吉林省社科院刘信君、杨雨舒同志查阅有关资料，得知日本内藤版拓片为“持”字，这就搞不清应以哪一个为准了。一个刻石，不可能出现两个版本，其中必有一假。刻石第二字是“持”还是“侍”，有待考证。《辽东志》该处是“持”，不是“侍”。“敕侍节”，从用字遣词上看，比“敕持节”更文雅，更加符合原文用“忻井”而不用“打井”的语言环境和行文风格。更重要的是史实。唐初，诸州刺史加号持节，总管则加使持节，然实无节，但颁铜鱼符。后有节度使，持节之称亦废去。武将行军称总管，本道则称都督。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称节度使。不带节者，不称。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使之号。永徽，是公元650至655年，在崔訢出使渤海的先天二年（713年）之前。景云二年是公元711年，自此始有“节度使”之号，同时“持节”之称即废去。这在崔訢713年出使渤海并忻井刻石之前。因而，崔訢是有可能在刻石中用“敕侍节”而不用“敕持节”的。

      二是，《辽东志》中所记之“靺鞨使”，其中的“靺鞨”二字，刻石拓片复印件上亦很清晰，不是“靺鞨”，而是“靺羯”。“靺”字虽从“革”，但左边是“未”，不是“末”；“羯”字右侧无异，但左侧不从“革”而从“羊”。自《通典》称“‘勿吉’与‘靺鞨’音相近”起，后世史家均如是说。但从语音学角度看，“勿吉”是很难转为“靺鞨”的。而“靺鞨”与“勿吉”，在语言上则十分相近。所以，“靺鞨”，当是从“勿吉”音转为“靺羯”，再因形似写作“靺鞨”。这一点，至少为以前说不清“靺鞨”为什么样是从“勿吉”转承而来，找到一个答案。这个探讨的重要价值在于，由此为东北民族史中古老民族找到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勿吉”之后“靺鞨”的称谓。

      《北史》中“革未 鞨邑落各自有长”，《隋书》中“革未 鞨在高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旧唐书》、《旧五代史》中“渤海革未 鞨”，《新五代史》中“黑水革未 鞨”，木刻版都是“革未 ”而不是“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册府元龟》木刻原版中直接写道 “渤海革未  羯”， 与崔訢忻井刻石之“革未鞨”完全一致。在崔訢石刻之“革未羯”的299年之后，《册府元龟》又木刻“革未 羯”，不会是误书。相反，倒可以互证。“革未 羯”不是误书，还有一证：“革未 羯芽”，是一种渤海靺鞨产的红宝石，又称“红靺鞨”。《旧唐书•肃宗纪》载，楚州刺使崔侁献定国宝玉十三枚，“七日红靺鞨，大如巨栗，玉赤 如樱桃”。《天工开物•珠玉》：“[宝石]属红黄种类者，为猫精、革未 羯芽、星汉砂、琥珀、木难、酒黄、喇子。”《天工开物》初刊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距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编就的《册府元龟》又隔624年，距崔訢井刻石之“革未 羯”已有923年之久。900余年间3外同一写法，这可不是“孤证”啊！

      “革未羯”变“靺鞨”，是通过“韎”字转的。“韎”字mò、mèi两读，便将“靺”也转读作mèi，指我国古代东方少数民族的音乐。例如，唐韩愈、孟郊《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联句：“祥凤遗蒿鷃，云韶掩夷靺。” 靺鞨读作mò hé，其明确注音始见于《四库全书荟要•资治通鉴》：“靺鞨，音末曷”。

 

崔忻出使渤海时间考（摘要）
赵评春
 

      考崔忻出使渤海之事，最早见于《旧唐书》，谓“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据旅顺鸿胪井刻石为“崔忻”，当以刻石为正)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②《新唐书》亦记此事，只是在时间上未确指“先天二年”，而云“先天中”③。先天年号是睿宗与玄宗共同执政时所使用的年号，只用了两个年头(即公元712年8月——713年12月)，故《新唐书》云“先天中”，亦即《旧唐书》所云先天二年。因而册拜祚荣一事定在先天二年，大体是没有问题的。      有人将此定在先天元年，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依据④。至于出使的具体月份及其返回时间，金毓黻先生推测为(开元)“元年秋冬往”，“翌年春夏归⑤。”近年孙绍华同志则推测崔忻出使时间，“当在十一月份未正式‘归政于皇帝’，亦即改元开之前”，进而又说“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往返不过半年左右⑥”。案崔忻出使的具体时间，文献本有明确记载，大可不必推测。《册府元龟》云：“玄宗先天二年二月……是月，封靺鞨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至是，遣郎将崔（忻）往，册命祚荣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群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⑦。”《资治通鉴》于玄宗开元元年二月条下云：“以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命祚荣兼都督⑧，”按此，定唐遣崔忻册封大祚荣之事于开元元年二月是没有问题的。旅顺鸿胪井碑刻于开元二年五月，是崔忻出使渤海归途经过旅顺时所留。可见自崔忻离京去往渤海，到由渤海返回至旅顺口，历时大约十五个月。这与张建章渤海之行往返所需时日大体相合。据其墓志所记：张建章于“癸丑秋（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方舟而东……明年秋杪，达忽汗州……岁换而返，九年仲秋月复命。”可见，张建章去时用了约一年时间，返回则用了八个月左右的时间。显然，这与金毓黻所论崔忻往返时间，和孙绍华推测只用半年之说是大相径庭的。

      关于崔忻出使的具体指派者问题，因当是睿宗、玄宗共同执政，究属谁是？乃是一件无头公案，不经考辨，甚难说清。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两说，一说谓睿宗所遣⑨；另说谓玄宗所遣⑩。笔者之意倾向于后者，这可从鸿胪井刻石上得到确证。刻石云：“勑 (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年十八日。”案睿宗与玄宗共同执政期间，睿宗“处分事称诰、令”；玄宗“处分事称制、敕”○11。此刻石明言崔忻受“敕”出使，显然，当为玄宗所遣。
 

 

关于“唐碑亭”即鸿胪井碑的几个问题（摘要）
日 酒寄雅志  著  姚义田 译

      崔忻为册封大祚荣而被派遣去渤海的事，本文前面提到的《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中提到此事。根据这个碑文，才知道崔忻的职务是“敕使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

      崔忻奉敕前往大祚荣处。这个敕，从《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中的文脉看是睿宗发的敕令，但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渤海传的校勘记中说：“睿宗先天中，册府卷九六四作‘玄宗先天二年’，通钅监    卷二一○合，此误。”玄宗是先天元年（712）八月接受父睿宗的让位而即位的，是玄宗下令派遣崔忻到振国去的。发敕的主体不是睿宗而应是玄宗。

      崔忻是“持节”，即“持着节”，所谓“持节”在《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记载。晋代，“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使持节与“二千石”同，意味着皇帝委命使持节战时的杀人权限定为郡的长官“太守”以下的人○58。在唐代，据《大唐开元礼》卷一百二十九•嘉礼中的“皇帝遣使诣蕃宣劳”的式次，为对入朝的蕃主“宣劳”，由鸿胪客馆派使者○59，这时使者与拿着皇帝诏书的“持节者”同行。即在皇帝没有出御的场合，“持节者”近侍使者，在使者宣诏前，持节者“脱节衣”，以向人们显示皇帝的权限已委派给使者。

      因此，崔忻也拥有玄宗的权限，为传达皇帝的旨意去大祚荣处，其目的是“宣劳的内容，《旧•新唐书》有记载，大祚荣被册封为尝到郡王，“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与传说的自始不再称“靺鞨”，只称“渤海”，是相符的。可是《旧唐书》、《册府元龟》中，册封后称“渤海靺鞨”和在其国名再冠以“靺鞨”的也不少。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句丽别种也”，就是一代表例。另外，《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开元七年（719）三月丁酉八日》条：“渤海靺鞨寇登州，杀刺使韦俊，命左领将军盖福顺发兵讨之。”卷一百九十九“新罗传”（开元）二十一年（733），“是岁，渤海靺鞨王大武艺死，其子钦茂嗣立，遣使吊祭册立之。”不管是在帝纪，还是在东夷传中，整个开元年间（713—741）都写着“渤海靺鞨”。玄宗朝宰相李林甫（734—752，开元二十二～天宝十一年在位）作注的《大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中提到“四蕃之国”，列举了七十余蕃，“谓三姓葛逻禄处密同（“同”当作“月”），……突厥奚契丹，远蕃靺鞨渤海靺鞨室韦和解”，也写作“渤海靺鞨”。开元年中也有这样的呈例，唐朝在渤海之受制于人附加上“靺鞨”。《册府元龟》卷九七四、褒异一•开元六年（718）二月乙酉（二十日）条：“靺鞨渤海郡王大祚荣遣其男述艺来朝。”卷九七一•朝贡四•开元十二年（724）二月条：“渤海靺鞨遣其臣贺祚庆、来贺正，各赐帛五十匹，放还蕃。”称“靺鞨渤海”或“渤海靺鞨”，这样事例也不少见。也有把渤海称为“靺鞨的例子，如《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国讨伐：“（开元二十二年）二月，新罗王兴光从弟左领、军卫员外将军忠信上表曰，臣所奉进止，令臣执节，本国发兵马讨除靺鞨，有事续奏者”，新罗向玄宗的上表文中，把渤海称为“靺鞨”。但《新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年•732年）九月五日，渤海靺鞨寇登州，刺使韦俊死之，左领军卫将军福慎伐之”，称之为“渤海靺鞨”。

      靺鞨这一称呼最早是在《隋书》卷八十一•靺鞨传中看到的。在隋代靺鞨分粟末、白山、号室、伯咄、安车骨、拂涅、黑水七部，在唐代又称越喜靺鞨、拂涅靺鞨、铁利靺鞨、虞娄靺鞨、黑水靺鞨，说明靺鞨是多样的。在这些靺鞨诸部中，唐朝确认大祚荣建立的振国是新诞生的靺鞨诸部中的一个，所以加上“靺鞨”，称之为“渤海靺鞨”。

      这种认识大概也传到了日本。《续日本纪》养老四年（720）正月丙子（二十三日）条：“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群鞍男等六人於靺鞨国，观其风俗”。说的是派渡岛、津轻的津司诸君鞍男等人去靺鞨国，观察其风俗。在这次派遣去靺鞨事之前，716年（灵龟二年）8月作为遣唐使入唐的多治比县守和阿倍安麻吕等人已回国，他们已知道有渤海国，唐人称之为：“渤海靺鞨”、“靺鞨”。归国后他们已报告，“靺鞨国”就是“渤海”。应看一下诸君鞍男等人考察的是靺鞨诸部中的哪一个部。如上所述，从附加有“靺鞨”来称呼渤海来看，《续日本纪》中的“靺鞨国”当是指渤海。

      但是唐朝在先天二年（713）册封渤海群王以后，玄宗送给大武艺的敕中写的是“敕忽汗州剌使渤海群王大武艺”（第一首，开元二十年秋）○60 “敕渤海群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艺”（第二首，开元二十四年春）○61，都称“渤海郡王”，全没有再冠上“靺鞨”二字。玄宗致新罗圣德王的《敕新罗王金兴光书》中有“知欲於流氵贝  江置，即当渤海要冲○62”，“且蕞尔渤海”○63字句，只记“渤海”二字。这些敕书，就是所谓传达国王言语的记事敕书，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文书○64，对册封的王或国家，要用正式册封名称呼。

 

鸿 胪 井 考（摘要）
1967 [日] 渡边谅 （全文）
(日)渡边谅著  姚义田译

      崔忻当时立碑石时是象现在这样立在水平面上的吗？和井又是什么样的位置关系呢？《辽东志》卷一•地理山川•金州卫条中有“鸿胪井二，在金州旅顺口黄山之麓，井上石刻……”。由此可知，碑石在上方，井在下方，这一带是斜坡，第五节提到的嘉靖年间的题刻更能雄辨地说明这一点，其题文曰：“临黄井登奇石因得览唐崔鸿胪故迹”，可知是先到井边，后登碑石，才能见到题刻，即碑石位于比井高的位置，为看到题目刻必须登上碑石下的脚手架，而且右边的题刻呈非常不规则状，证实了前述的观察，详见和五节的解说。

      总之，碑石的原石大概是很早以前从黄金山高处崩落下来，滚到海滨附近山腰岩石裸露的地方。后来在碑石的下方打了辽东辽西实行的覊縻政策也无奈在大幅度后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辽东半岛的黄海沿岸在汉族的统辖下。新罗、百济、日本的全都也不能从辽西、辽东郡祟路通过⑧。因此同山东半岛之间的官方、民间的往来、物资交流变得频繁起来，作为中转港的旅顺，其重要性也就提高了，在旅顺设置传驿、海关等官方旅行设施，乃至监察机构也是有道理的。崔忻投宿的地方可能就是这种传驿的住所。他看到那里验水设施不完备，提议打新井，以中央官吏的权威让地方官接受他的计划后，他又起程北上了。“鸿胪井遗迹”不在旅顺海湾的深处，而选择在港湾口最近的地方，那是为了沿岸航行船只抛锚、上水提供必要的方便。

      第二是“两口”。《辽东志》中记“鸿胪井二”，确实凿了两口进，那么为什么凿两口呢？是表示吉祥，还是因为水脉？这个问题可参考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双泉”条目的记载：“（1）在山西陵川县西南四十里，二井相去不断步，而一某一苦。（2）在广东琼山县东北，昔东坡寓此，凿两井，相去咫尺而异味。”这都不是故意挖的，因为第一眼井没有出好水，又在附近挖了第二眼井，可以说这是不得已的结果。崔忻凿两口井也可能是出自同一原因吧。

      第三是“永为记验”。在中国有为了记验而掘井的习惯吗？且不说我的寡闻无知。这种场合，记验什么呢？当然可以说是奉敕命出使异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艰巨，假若仅仅是如此，不选择掘井这种费工夫的方法不是更好吗？这里笔者认为附加上“永为记验”之方是有道理的。

      崔忻到靺鞨的都城完成了使命，在异地过了年。第二年春情志满怀地踏上了回朝旅途，又回到旅顺。在旅顺他看到了去年下令挖的水井已竣工，自己又完成了册封使命，为纪念公私两件喜事而在井边立碑。

      第四，“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公元714年7月18日）的意义。这一天是崔忻归途中的日期，也是他住宿在旅顺的日子，这大体上是没有疑问的。这个日期是个什么日子，换言之，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未必清楚。

      从碑文整体的格调和体裁看，这个日期象是意味着凿井、刻字完工，即工程竣工，这也是常识吧。和工程所需时间相比而言，在一般场合下，可以有从容不近地推敲起草碑文的时间。在这期间，凿井所需的天数应在当初就计算出来。崔忻的施工命令在去路中滞贸旅顺时发下才合情理。若是这样，他的访北旅行和凿井工程一定是在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他归途再记旅顺时的季节是夏天，海上比较平静，没有必要等好天气再出航，使节团一行归心似箭，也不允许慢条斯理地搞什么工程和对碑文内容仔细推敲。虽是碑文的格式，但没有过多修饰。简短，短札风格。总之，碑文的日期不是凿井竣工的日期。

      重新考察一下就可知道，凿井不是在往返途中的短时间住宿期间就能完成的简单工事。而且崔忻也不是一位在使命能否完成还是个未知数的前提下，就事先计划修纪念物。然后再登程北上的傲慢官吏。但是，出使千里，功成名就，大概他的喜悦之情会溢于言表。正因为如此，他碰巧走到已凿好的井前，猛然想起，山坡上的天然石不正是刻字纪念的好材料吗？于是马上写好碑文交给下司，告别辽东回朝。也就是说，“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是表示崔忻写碑文的日子，这就是不以“造”字作为碑文的最后一个字的理由。